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国家就像是一个突然被推入现代世界的迟到者，她步伐慌乱，她把中山装改成了西装，从胡同弄堂搬进了“东方曼哈顿”。她总是在模仿别人，却从不相信自己的生活。

“像约瑟夫一样生活”，在经过南京市中心时，我被眼前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吓住了，这是一幢名叫“约瑟夫公寓”的地产项目，除去它是一个英文名字，我不知道约瑟夫是谁又代表什么。广告上的画面提醒我，那是一种欧洲电影里一样的生活。在一个飘着小雨的下午，我在唐山碰到了“贝弗利山庄”，广告牌上，那个珠光宝气的女士正在喝一杯咖啡。我在北京的家的对面是“哈佛馆”，每天上班的路上，我看到接连不断的“澳洲女人”别墅，“格林小镇”，或者是“东方银座”。

我在那种昂贵的，色彩鲜艳的广告牌上，不断看到18世纪，19世纪，20世纪的西方面孔。他们有的佩戴着假发，有的拄着手杖，有的牵着一匹马，有的挥动高尔夫球杆。我甚至发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洗浴中心名叫塞纳河，心中暗想，海明威此刻不知是否正泡在其中。似乎中国好多城市都出现了“曼哈顿”。一位成都的朋友告诉我，一幢“格林尼治”公寓树立在他家的对面，而一个新社区干脆起名叫“摩卡。筑”，只因为摩卡的咖啡香变成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标志之一。

我还看到过数不清的这样的形象：标榜着正宗东方特色的太湖珍珠，却佩戴在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的脖子上；一件百分之百温州产的西装，一定要套在一个卷头发，高鼻梁，蓝眼睛的小伙子身上，品牌的名字则是某个英文单词蹩脚的中文翻译……北京，上海，广州的商业中心区，那些穿着时髦，自认为是精英的男男女女们，相互叫着英文名，以至于我在一家公司工作多年，仍不知道对面那个女孩子的中文名字。这一切就像是 钱钟书的《围城》中那位Jimmy Zhang的翻版。

在我短暂的新闻生涯里，我不断听到那些雄心勃勃的记者编辑说，我们要做“中国的《新闻周刊》”“中国的《纽约时报》；那些时尚杂志谈论的永远是纽约流行什么，米兰流行什么，在谈到一们中国名人时，我们会说，她是“中国的奥普拉”“中国的唐纳德特朗普”“中国的杰克韦尔奇”。甚至一些最负盛名的机构都难逃厄运。一位北大学生说自己的学校就像是“中国的哈佛”，清华则变成“中国的麻省理工”。

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习以为常的景观。我们的国家一方面看起来信心十足，她兴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坝，修建了一条非凡的铁路通往西藏，将宇航员送上了太空，向全球供应衣服，鞋帽，电视机，令全球的石油，钢材的价格上涨，她的人民成群结队地到巴黎，纽约大肆购物；另一方面却似乎永远缺乏信心，她的坐标系是别人提供的，她需要别人的赞扬，别人的肯定。在某电视台播放的一则迎接奥运会的电视广告上，不断出现的是美国的，欧洲的，非洲的，大洋洲的面孔，似乎只有让他们微笑了，北京才是值得赞扬的城市。

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国家就像是一个突然被推入现代世界的迟到者，她步伐慌乱，她把中山装改成了西装，用Michael Wang代替了王有才，早餐吃的是橙汁，火腿而不是豆浆，油条，从胡同，弄堂搬进了“东方曼哈顿”。她总是在模仿别人，却从不相信自己的生活。

但她自己的生活又是什么时候呢？那些一心想要恢复传统文化，试图复苏古老典籍的人显然错了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，《大学》和《论语》的确并不一定比莎士比亚的名言更亲切。文化传统从来就不是僵死的，它不断变化，接纳新元素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，中国一直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者，她消费外来的技术，思想，观念，生活方式，甚至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来自于19世纪的德国与20世纪的俄国。

但是一个多世纪的模仿与消费之后，我们必须重新建立某种自信心。这种自信心既不是对那种早已不复存在的传统的推崇，也不是对于现在自身状况的自满，而是确信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型时，这种充斥着痛苦与喜悦的生活本身是具有意义的，在其中挣扎与不屈的真实面孔是富有魅力的。我们住的那幢现代风格的公寓可以叫做 “关东店1号”，而不必叫“新城国际”；我们的新闻记者可以报道中国的真实生活，而不必等美国〈〈国家地理〉〉和美国探索频道告诉我们，中国是这个样子的。

我们要坦诚地承认，我们在精神世界上匮乏，在心理上慌乱。只有诚实地面对这种匮乏与慌乱，我们才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。即使我们用了那么多别人的名词与概念来武装自己，或者逃避其中，我们也不能变成别人，我们穿着那个欧洲小伙子所穿的西装，住进了“格林尼治”，每天都喝摩卡咖啡，但别忘了，你仍是你自己，仍有着你自己的悲伤，孤独与喜悦。在这些真实的悲伤，孤独与喜悦到来时，那些从别人手中借用来的标签显得多么荒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