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甲背包客的浪漫环球之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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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，张广柱和王钟津夫妇在澳大利亚大洋路的一处小镇逗留时的情景

每次出去玩回来，他们都会感慨迈出脚步的中国人之少，于是下定决心，多发帖子、发博客、发微博，让更多人能像他们这样来玩。“我们的理由特简单，也想让中国的老年人改变一下，老那样过，不痛苦吗？老年人也是可以学习的，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挺好的。即便去不了远的地方，在北京市溜达溜达不也挺好？”王钟津说，但她后来发现，那些在网上热切回应的大多都是年轻人，尤其是年轻女孩。“年轻女孩子老留言问我们情感生活，我想是不是她们对自己的婚姻特别没有把握，特别不安全。她们一个是觉得我们的感情特别好，另一个可能是承受的生活压力太大了，都想寻找一个发泄的出口，觉得我们这种就是可以排遣压力、宣泄情感的方式。我们在路上也吵，但路上只能跟他聊，看见东西只能跟他说。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，彼此沟通越来越深入，双方也越来越了解。我记得，这次旅行回来第一个在微博上的留言是：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答案就是，不跟他吵架了。”

退休前，张广柱和王钟津在山西太原工作。王钟津是北京知青，插队在山西省的夏县，后来分配到了太原。“北京的姑娘当时在山西特吃香，而且我还是共产党员，好多人给我介绍对象我都没动心。当时流行找‘方向盘’、‘听诊器’和复转军人，但哪个都不吸引我，我觉得没劲。我找到他之后，我们单位的人说，单位里面这么多年轻人，就你找了个坐办公室的，当时这根本不是社会的主流，很多人都觉得我奇怪。”张广柱当时在银行工作，是普通铁路工人家庭出身，但王钟津是高干家庭，一开始他们的婚姻遭到了王家的反对，但王钟津意志坚决。婚后两人先后调入山西省社科院工作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张广柱响应国家的号召，下海经商，一走海南就是8年。家里的独生女考上大学后，王钟津退了休，先去海南陪了丈夫两年，女儿在北京找工作后，她又回到北京和女儿一起住，老两口在北京团聚后，帮着女儿把小外孙带到6岁，这才开始了环球之旅。刚回到北京，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，只能租房，王钟津说：“我跟我女儿AA制租一间房。那时候山西的退休工资特别低，我女儿出去工作，我也出去打工，打扫卫生，给人家做饭。我回来后就给以前的同学打电话，告诉他们我在哪干活，有空聚一聚。我的同学都回来得很早，早就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有时候我也有心理上的失落，也特别郁闷，满处的灯光没有一处是自己的，可是想一想，生活就是这样，你只能走下去呗。”在海南做生意的张广柱同样经历着漂泊的生活。“在外面飘着，看不清未来会是什么样的。

但四平八稳的生活一眼就看到底了，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，我要过另一种生活。” “我们曾有8年不在一起，柴米油盐的，感情慢慢就淡了。”王钟津说，这几年的旅行让夫妻俩就像重新谈了一次恋爱。王钟津说：“人家都是在家看孩子、打麻将，我们过的日子是满世界乱跑。我女儿说，你们都疯了，连家也不管了。在人生十字路口上需要一种选择，只要是选择必然有舍有取，我就是和正常人不一样，如果当初不选择他，也没有今天的玩。反正他是拣着个大便宜，我是拣着个潜力股。就像凡尔纳所说的，旅程中收获的只有幸福。”■

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

王钟津和她的老伴张广柱

沟通的障碍并不是每次都可以轻松化解。在秘鲁的普诺，王钟津因为高原反应，再加上疲劳引发感冒，高烧至40℃，非常危险。在当地的急救中心里，大夫使用的是西班牙语，张广柱用Google翻译，只能和大夫进行简单的沟通，专业的医学术语就无济于事了。这时两人买的意外保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。张广柱说：“我们给急救中心的大夫出示了保险卡，当时他就说OK，让我们带上保险卡和护照就上医院了。到了医院，帮我们打电话给保险公司，为我们找了一个会中文的服务生，这样才跟大夫交流了病情和治疗方案。”

两人在行走过程中总结了很多必要的经验。就比如这次生病时发挥了大作用的保险。王钟津告诉我们，一定要根据目的地去买保险，这次买的美国友邦保险，在当地是被认可的。“这回病情比较轻，一旦遇上了大的灾难，需要使用交通工具，保险公司的救援系统甚至可以提供直升机进行国际救援。除了提供赔偿，还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语言的支持。”根据《Lonely Planet》上的提示，南美地区的治安普遍不好。“《Lonely Planet》上说，如果你在巴西被偷被抢，一定是在萨尔瓦多，玛瑙寺是巴西骗子最猖狂的地方，你能想象的一些事情都会发生。”张广柱说，虽然治安不好，但两人走了这么多地方没有丢过一件东西。“在路上走，我们都是一前一后，我在后面走，就把包背在前面。千万不要为了防身而带刀，抢劫都是带刀带枪的，你带了这些东西反而给自己惹麻烦。我们的方案是，遇到危险不抗争，把一些零钱放在外边口袋，遇到抢劫把钱给他。把最重要的文件，放在贴身的小钱袋。有些地方觉得危险，千万不要露富，我们的去亚马孙河一路上都不敢拿出单反相机来照相。”两人在出发前做足了功课，都具备一些风险意识。在罗马他们曾碰到诈骗的假警察，竟然被着急气恼的张广柱呵斥住了。两人在罗马暴走一天，回旅馆的时候天色已晚，路上碰见一个人请他们帮忙照相，两人看看四周平淡无奇的环境，觉得可疑，没理他，继续走。走了不远，又遇到一个人拿着地图问路。张广柱说：“我当时有点放松警惕了，因为我知道火车站怎么走，就打开地图告诉他。这时候来了个块头很大的人，掏出一个小本说，Police。他这么一说，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，这是个假警察！我们办理的是欧洲的申根签证，第一站到了罗马要到当地警察局报告，由此对他们的英语水平有所了解。当地人口音很重，但这个假警察却是纯正的美式英语。我一看他是假的，一着急就用中文大喊，‘什么狗屁Police’，拉着她就赶紧走。走了一段再后头看，发现他们3个人果然走到一起了，是搞连环诈骗的。”

但这样的经历丝毫没有削弱他们不断前行的兴趣。即使是那次高烧，他们俩心里想的也是“赶快好赶快好，好了就能去马丘比丘了”。王钟津说：“从来没有打退堂鼓。心里总想的是还有哪儿没去，现在不去以后没机会去了，就怕会后悔。我心里永远想的是还有更好的地方，更漂亮的地方。他老说我贪得无厌，‘你都见过这么漂亮的风景了，你还这样，那别人可怎么办啊’。我们俩就是这样的性格，有时候路上坐车，一车人都在睡觉，就我们俩看到美丽的风景在那大呼小叫的。”

这次南半球之旅，两人从南非走到南美，从南美走到南极，再从南极走到澳大利亚，6次穿越赤道，经历了3次冬夏的季节交替。他们的行李从短袖衫到秋衣、毛衣、羽绒服一应俱全，再加上电脑、照相机、快译通、手持GPS、车载GPS、手机、电水壶，以及这些电子设备的电池和充电器，每个人的行李就有20公斤。上次从欧洲回来，两人在博客里讲述了自己“10万元穷游欧洲16国的故事”。这次的南半球旅行一共花了多少钱？王钟津含蓄地说道：“一辆宝马。一点不夸张，我穿的都是我女儿不要的衣服，我们家这个房子是10年多了，乱七八糟的，回来一个多月，客厅灯都是坏的，顾不上修。把钱都花在玩上了，除了玩以外，别的什么都不干。”张广柱说，在路上走得多了，两个人对“幸福”的含义也逐渐有了新的理解。在亚马孙谷地的秘鲁小城伊基托斯，两人在家庭旅馆里看书休息，一个哥伦比亚的流浪艺人看到他们桌上摆着中文版的《LonelyPlanet》，知道他们从遥远的中国来旅行，特别感兴趣，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。张广柱跟我们回忆当时的情景：“以前看到流浪艺人觉得挺害怕的，装扮太另类，鼻子上钉钉，以前只敢偷偷地给他们照相，还怕人家看见，眼睛一瞪就吓得我们够呛。这个哥伦比亚人告诉我们，他的家乡风景有多美，屋里有很多照片，他指着照片比画说，他的家乡比这还美。我们拿出护照告诉他，护照上没有哥伦比亚那个戳，去不了，他特别惊讶，他掏出自己的身份证给我们看，告诉我们拿着这张身份证他们就可以在南美通行无阻。

他跟我们聊音乐、舞蹈，告诉我们桑巴和探戈有什么区别，他是欧洲人和黑人的混血，他讲当年非洲黑人是如何被贩卖到南美的。听他说完就感觉这些人非常有文化，不是想象中那种吊儿郎当、钱不知从哪来的感觉。他们非常快乐，非常热爱生活，很有修养，但又过着流浪生活，用很原始的材料，羽毛、布匹、草籽做工艺品维生。后来我们两个人就讨论，到底什么是幸福？他们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很低，居无定所，但是给人感觉他们生活得特别快乐。”

“如果这次去不了南极，恐怕以后就很难了。单独去一次太贵了，我们在北京问旅行社，一个人要14万元，我们两个人才花了8万元。旅行社的小伙子跟我们说，他们给潘石屹和王石搞过一次，一个人要20多万元。我说，我要有他们那么多钱，我都不在地球上折腾，我直接上月球去了。”61岁的王钟津一边跟我们说，一边咯咯地笑个不停。她和老伴、63岁的张广柱刚刚结束了为期180天的南半球自助旅行，这对名为“花甲背包客”的二人组合现在已经在全球七个大洲上都插上了小红旗。

他们自称“穷游”，但南美签证的问题让他们多花了不少银子，比如南极的船票。两人本打算去年12月就动身环游南半球，但获得南美国家的签证就成了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难题。当时他们手里已经有美国、墨西哥、南非、澳大利亚的签证，其他国家的签证可以在第三国办理，但手里至少还需要阿根廷的签证。南美国家不受理个人申请，所以必须委托旅行社帮助办理旅游签证。张广柱告诉我们，国内能够在使馆备案，获得申请资质的旅行社并不多，很多旅行社都是二级、三级甚至是四级代理，委托给他们，申请的难度同样很大。好不容易找到了有资质的旅行社，后面程序依然复杂，须由该旅行社联络阿根廷当地的旅行社制作行程、发出旅游邀请，阿根廷大使馆才能够受理。张广柱说，他们直到第六次申请才见到了签证官。“签证官告诉我们，你们的材料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我还是不能给你们签，因为旅行社的行程安排有漏洞。”最后两人只能按照要求，在北京就提前购买了到南极的船票，又经过几次折腾才最终签下来。本来两人的“穷游”计划是到了阿根廷再买“最后一分钟船票”，快开船的时候，如果船上有空位，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票。“当时就剩几天了，如果我们再不走，船票要作废，南非的签证要到期，机票又订不上，我们的计划就全泡汤了。因为这个我还哭了一鼻子，把我气的。”王钟津告诉我们，“我14点多又给阿根廷大使馆的中方秘书打电话说，我们就是要去阿根廷旅游，就这么简单的要求，为什么一直到现在签不下来？对我们太不公平了。结果16点多大使馆打过来电话说，给我们签了。我们开始赶紧订机票啊，装行李，急急忙忙还得安排家里的事情，通知亲戚朋友我们要走了。那5天就跟疯了似的，我们就像逃难似的出发了。”

“有时候觉得自己过得挺有意思的，有时候又觉得挺可笑的。”张广柱说，“我们被人羡慕嫉妒恨的原因就是三条：一是年龄很大，都是60多岁；二是像我们这样两个人一起走的几乎没有；第三就是不会外语，按我小外孙对我的评价，我的外语就是小学二年级的水平。”

环球之旅起步于2008年，在这之前他们的脚步还停留在国内。2007年，两人到虎跳峡自助游，在那遇上了几个来中国徒步旅行的外国人。“有两个外国人，一句中文都不会说，连‘你好’都不会。这都敢来中国旅游，而且是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徒步。”张广柱说，两人从虎跳峡回来后就开始琢磨这事，大年三十晚上吃年夜饭的时候向全家人宣布，他们要去阿尔卑斯山徒步旅行！“家里人都吓了一跳，你们从云南回来怎么成这样了，都打了鸡血啦！”接着就开始了“全面的准备”，学外语、查攻略，学习世界地理历史知识，同时每个星期爬一次山，锻炼身体，一年后开始了欧洲之旅，接着去了北美，此后有了周游世界的想法。

两人走出国门的第一站是意大利的罗马。“一下飞机，我就让他去问路，结果他跟我说，他不会说。”王钟津讲笑话似的呵呵直乐，“他在家照着书念还行，真一张口就不会说了”。王钟津的水平更差，但两个人却用“hello”、“ok”、“thankyou”几个单词在旅途上一路驰骋。“这老太太不会说，还特爱说。”张广柱说，王钟津爱聊天，也会表达，有时候用中文也能跟外国人聊得不亦乐乎。在亚马孙河上，他们要在船上待6天。除了他俩之外，只有两个法国人和两个德国人，其余都是当地人。王钟津在船上跑来跑去，到处找人说话。中午刷饭盒的时候，她认识了一个本地的老太太，两个人年纪相仿，虽然语言不通，但还是愉快地交谈起来。王钟津跟我们学着她当时的样子：“她用手在肚子上比画怀孕的样子，问我有几个孩子，我说有1个，她说她有9个，我竖着大拇指跟她说，哇，你太了不起了！我说，我的那个是女孩，一边说一边做一个梳小辫的动作，她说她有3个是梳小辫的。”王钟津说，后面两个人越交流越深入，当地人生活的艰辛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“因为在船上要待好几天，大家都把衣服洗完拿出来晾，我看她身上只有一件衣服是合身的，其他都是别人的衣服重新缝过的。船上很多都是做小买卖的人，从大城市收来旧衣服，再坐船拿到小城市去卖。”在俄罗斯苏兹达尔乡下的一个破旧的火车站，张广柱和王钟津遇上了几个老人。“他们问我们是哪儿的，我们说‘中国’他们听不懂，但我们说‘北京’，他们一下就听明白了。我们往那一坐，他们就开始唱《莫斯科北京》，好多人一起唱，还有人拉手风琴。”王钟津说，“他们都特别高兴，一下子就把记忆拉回到那个时代。因为语言的关系，我们不可能问到他们对以前的生活有什么想法。但俄罗斯的变革要比我们剧烈得多，以前那是我们的苏联老大哥，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得很厉害。在车站摆摊卖菜的老太太就摆两个小纸箱，这边摆着两个土豆，那边两个西红柿、两根黄瓜。还有卖采摘的小果子的，就一小碗那么多。要不然就是别人买得少，要不然就是没有东西可卖。”